父亲在众人面前撕毁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，30年未曾联系，直到我获国家荣誉时全家震惊

九月的阵阵风卷起了农田的黄土，轻轻拍打着西屋的门框。我跪在父亲面前，手里紧握着那张录取通知书，纸角因紧张被攥得湿漉漉的。“爸，我被大学录取了。”父亲毫不犹豫地夺过通知书，在满院子的亲朋好友面前将其撕得粉碎，纸屑纷飞如同秋天的落叶。我能听见人群中传来的叹息声。深吸一口气，我跪拜了三次，缓缓站起身，转过身走出院子。背后，父亲怒吼：“滚，谢家没有你这个人！”那晚我年满十九，再也不曾回头，也没有人来追我。

我是谢文远，出生在北方的柳沟村，这个地方贫穷得连像样的路都没有，雨天泥泞不堪，能陷到脚踝。村民世世代代以土地为生，能认全自家名字的人寥寥无几。我的母亲王莲，是村里数少的受过几年教育的人。她十九岁嫁给我父亲谢长贵时，家里贫困得连彩礼都是向人借的。母亲从不抱怨，总是乐观地说：“人只要勤奋就能改变命运。”我九岁那年，母亲开始生病，起初只是咳嗽，她说没关系，但后来她咳出血来，父亲才意识到严重性，把她送到镇卫生院。诊断结果是肺病，需住院和长期服药，而那笔开销对我们家来说如同天文数字。父亲卖掉了家中所有能卖的东西，包括牛和猪，甚至把过冬的粮食也卖了一半。他不停借钱，把亲戚都借遍了，但母亲的病情依旧恶化，拖不到半年她就去世了。那天是腊月二十三，外面大雪纷飞，屋里冰冷如窖。当她握着我的手，气息微弱地对我说：“文远，要好好读书，不要像你父亲一样认命。”我含泪点头，泪水滴落在她的手背上。那年我九岁，仿佛一瞬间成长了许多。母亲的话我铭记在心，把“好好读书”这句话深刻在骨子里。

母亲去世后，生活的重担全落在父亲一人肩上，他既充当父亲又当母亲，起早贪黑地耕作那几亩薄田。父亲性格本就内向，失去母亲后更是沉默寡言，对我说话多半都是吼。“读书有什么用，能当饭吃？”成了他常挂在嘴边的话。我的弟弟谢文海比我小两岁，同样性格内向。父亲不让我弟弟闲着，八岁便跟着我下地干活。相比之下，我的运气好一点，村里老师认为我有读书的天赋，三次上门劝说我爹，最终他才勉强同意：“行，让他读吧，读完初中就不读了。”我上初中，始终是年级第一。老师越来越关注我，中考时，他几次上我家劝父亲让我去县里上高中，考大学。父亲沉默半天说：“读高中得多少钱？”老师报出一个数额，父亲皱眉思考，最后说：“行吧，他自己选择这条路，吃苦受罪别怨我。”我那年十五，第一次走出村子，前往县一中。

县一中的生活比我想象中的苦得多。宿舍里八个人，空间狭小，寝室的饭菜也很简单，最便宜的白菜馒头都得一块五。每月的生活费是父亲卖粮得来的，拮据到勉强够我温饱。我从未向家里多要一分，虽然同学们评论我的衣着简陋，我却无暇顾及。我把时间全部投入到学习上，从高一到高三，始终保持在前三名。高三那年冬天，教室窗户漏风，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苦读。班主任见我可怜，悄悄给了我一件不要的旧军大衣，暖和得让我感动。期末考试那年，我考了全县第一。班主任在班会上高兴地多次提到我，拍着我的肩膀满怀期待地说：“文远，你一定能上好的大学。”我点头，但心里想着：“能上大学？这还远呢，先熬过高考再说。”

高考的三天中，我的睡眠都不佳。考完最后一科，我走在县城的街头，只觉全身无力，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精力。但一丝信念在心底闪现：母亲说过，只要好好读书，总会有出路。那个夏天，我整整等了二十多天，几欲失去理智。终于有一天，邻居的二叔跑来，高声喊：“长贵！长贵！你家文远考上大学了！”我手中正劈柴，斧头险些掉落。父亲从屋内走出，神情呆滞，像是没听懂。二叔递来一张红纸：“你家文远被省城理工大学录取，全县第一！”村民们如炸开了锅，争先恐后到我们家看热闹，烟花在空中绽放，声响四起。父亲接过通知书，反复捏着翻来看几遍。虽然他不识字，但他应该能看懂“通知书”三个字。周围人纷纷称赞：“长贵，你儿子有出息了！”甚至有人大声喊：“以后他就成了城里人，铁饭碗！”我看着父亲，他嘴角微动却没有言语，我以为他是欢喜的。

那晚，我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。我盘算着学费，涵盖路费、各种杂费及生活费，一年下来至少得一两千块，这对于一个五口之家的农田收成而言，是个不小的数字。我们家现在的条件，恐怕难以支撑。第二天早上，小姑张蕾骑车过来，满脸兴奋，递给我一个红包：“拿着，上学用的。”我还没来得及拒绝，父亲从屋里走出来，冷冷说道：“用不着。”小姑困惑：“哥，这是什么话？”父亲语气低沉：“他不能去上这个学。”我的脑海感觉被重击，呆在那里半天没反应过来。小姑急了：“哎，你说什么呢，文远考上大学，全村羡慕他，你怎么就不让去呢？”